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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⑤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⑥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⑦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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