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