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