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