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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篯、冯治刚写信,寻求帮助。正值三江“特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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