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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整个我军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里,周保中则用了两个字:“绊住”——“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

    按照关东军的三年“肃正”计划,三江“特别大讨伐”应在1938年进行。七七事变前后,北满、吉东抗联各军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即前面说过的“联军猬集下江”。关东军抓住这个机会,“特别大讨伐”遂提前于事变当月开始,准备将对手聚歼于三江地区。

    与3个月前结束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次关东军又赤膊上阵,由第4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臭名昭著、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刚在东边道“讨伐”有功的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大头”于琛澂,被急急调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而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东京审判中按抽签顺序第二个走上绞刑台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37年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年是东北抗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又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被抗联称为“中日大战”的全面抗战。正是游击战得心应手的季节,鬼子全然不顾老天爷、土地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开始了“大讨伐”。为了配合7月的阴谋,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安定“满洲国”这个后方。而其一直紧锣密鼓实施着的“集团部落”建设,这时也大体完备。

    在此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曾与吉东省委会商,认为“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封锁线”。决定联军主力必须脱离三江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分头西征。具体方向北满部队是黑嫩平原海伦一带,吉东部队是五常、舒兰地区。

    2路军西征部队,是1938年4月开始集中的,主力为4军和5军1师、2师,还有8军吴团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另有2军5师。部队散在各地,集结不是易事。更有8军吴团不听招呼,始终未动。

    原计划步兵、骑兵分东西两路,因集结时锣齐鼓不齐,不得以改为步骑混合,让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军3师西征。原定南下宁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团部落”,难以筹措给养,又不断被敌追堵,遂决定集中兵力西进五常。

    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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