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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这里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还知道什么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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