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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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