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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铺“床”,“不然就处罚你”。

    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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