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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文、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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