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