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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篯等人的党性,倘若满洲省委还在,做出决定说句话,他们能不听吗?大敌当前,会耗费那么大的精力,没完没了地争论几年吗?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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