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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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