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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军中,讲故交,论“民族派”,8军和9军都应该是最铁的。

    6月20日,《张寿篯给谢文东、滕松柏等人信》中说:

    我不是替尚志说话,他对于任何别人,始终无有对你那样优厚!

    谢文东明白,从大局着眼,“共产派”轻易不会跟他翻脸,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张寿篯“我不是替尚志说话”那话,对他也不能没有触动。扪心自问,像“傻老赵”那样待他的也真不多。况且众怒难犯,倘把人都得罪光了,他也完了。而且这时他是抗日的,应该说还挺坚决,所以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敛。

    可是,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右”的“路线”分歧,也在斗争着,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不久又拿掉“永远”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不同意见。

    另一个危险信号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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