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