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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等同志信》中说:“一九三九年我们的交通关系最坏,五月份的信件由铁××十月底送到总部。”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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