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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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