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