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