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