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