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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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