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组稿，总会到广东作协的文德路拜访他。他见到我格外高兴，一起吃饭，聊天，谈文学和写作，真是“其乐也融融”。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做好的。
在广东文学界，程贤章是一位高产而具有浓厚客家地域特色的作家。他不仅曾主编引领当时时代风骚、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风流人物报》，还在担任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勇于挑战创新，使广东省的文学创作获得很好成绩。同样，他用创作实绩向世人展示他的实力。在“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桃花渡》，后来又在《作品》、《花城》、《小说界》、《百花洲》、《电视·电影·文学》等杂志发表许多中、长篇小说，还出版了《彩色的大地》（与廖红球合作）、《神仙·老虎·狗》、《围龙》、《长舌巷》等中、长篇小说，并且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大奖，他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迄今为止，他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十部。我对他了解和熟悉的程度，不只局限于他的人品，更包括他的作品。出于乡情、亲情和友情，也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注，作为文艺评论家，我对程贤章的创作是十分关注的。只要有程贤章的新作问世，我总是先读为快。我对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写过评论，其中《＜神仙·老虎·狗＞：人生况味的品尝》和《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后，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做好的。
在广东文学界，程贤章是一位高产而具有浓厚客家地域特色的作家。他不仅曾主编引领当时时代风骚、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风流人物报》，还在担任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勇于挑战创新，使广东省的文学创作获得很好成绩。同样，他用创作实绩向世人展示他的实力。在“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桃花渡》，后来又在《作品》、《花城》、《小说界》、《百花洲》、《电视·电影·文学》等杂志发表许多中、长篇小说，还出版了《彩色的大地》（与廖红球合作）、《神仙·老虎·狗》、《围龙》、《长舌巷》等中、长篇小说，并且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大奖，他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迄今为止，他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十部。我对他了解和熟悉的程度，不只局限于他的人品，更包括他的作品。出于乡情、亲情和友情，也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注，作为文艺评论家，我对程贤章的创作是十分关注的。只要有程贤章的新作问世，我总是先读为快。我对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写过评论，其中《＜神仙·老虎·狗＞：人生况味的品尝》和《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