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