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