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说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执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谈话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1944年4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好几个单位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

    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

    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翻案并施展害入的阴谋惯技的最好时机。

    康生的钻营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于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恩，并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一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5年之后，于1940年3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礼品则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行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