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于、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
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奕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好并未完结，仅仅是从但白运动开始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于、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
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奕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好并未完结，仅仅是从但白运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