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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于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择。有一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现仍健在)问原籍探亲,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东门外的胞姐带去一封家信。不看则已,这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江青在信中充满了对我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返回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似此等事,毛泽东又何以能够知晓?!

    康生到北京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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