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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但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

    中国的环境极度恶化,幸存的一批同志先后去了苏联,康生这个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苏联。他一到苏联,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之职,同王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同时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本领。

    1934—38年间,最苏联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时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厂。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逮捕下狱的。半而未被处决。1938年,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也极力提拔他,他们以师生相称。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选用王明,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进身的条件。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已有瞿秋白、苏兆征等同志,米夫为了把王明也拉进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划了1931年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大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线,在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违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志,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全无;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一一“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会生吞活剥马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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