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制做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二哥，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