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所说的苏联加以验证）。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从实际中了解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已。我继续说：苏联的军校生活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喜欢基辅军官联合学校，不喜欢莫斯科的工程乒学校。

    我们50多人到了苏联以后，多数被送到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期2年。另一些人进入空军学校或军政学校。

    两年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莫斯科工程兵学校继续学习，不久，该校任命我为中国学生的排长，同时担任点翻译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翻译是老资格了。”接着他又问我：“苏联的军校设哲学课吗？他们的哲学课是怎么教的？”

    我说：“苏联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尤其是成年人学校，无例外地都设这样4门课：《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列宁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说：“徐老（徐特立）、林老（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后，都介绍过学哲学的情况。”还说他也听过他们讲唯物辩证法的课，他对这门课特别感兴趣。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自己学习这些课程的收获和体会，它们是我思想觉悟提高和坚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问我：“你学军事，为什么又去做保卫工作了？”这是我一生中不大愉快的回忆：我们1925年进入基辅军校，1927年毕业，本应于1927年初返回祖国，但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决定在军校挑选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继续在苏联深造，兼学保卫工作（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学完后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中国学生中共录选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虽然很想回国，但自己是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自然也是盼望熬过两年再回国。

    学习保卫工作没有课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也就是工作。

    谁知两年将尽，却在1929年末，派我去西伯利亚，进了保卫机关格贝乌（内务部保卫局），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苏联人在一个地方顶多只干二三年就可以调动，而我却动不了，理由是“无人能接替我的工作。”

    到了1938年初，苏联突然决定，保卫机关一概不用外国人。但我的直接上级仍想把我拴住，他向中央请求把我留下从3月报上去，到8月得到批复——“无一例外”！包括我这个干了9年保卫工作的中国人也必须立即离开。我得知后，既愤慨，又高兴。愤恨的是对他们那种无情无义（我的妻子阿丽亚比我还气愤）；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