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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叫“汉中王”的吴新田被委任为陕西督办,此人反动至极,心狠手辣。他指使部下,任意污辱青年学生,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于是进一步激起了群众更大的反抗,引发了西安市工、商、学各界极为广泛而激烈的“驱吴(新田)运动”,举行了全面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使西安成为一座死城。

    毛泽东说,那时的湖南也是一样。发生了几起教案,激起群众更高的反帝救国勇气,学生是先锋。军阀省长张敬尧一味的崇洋媚外,丧权辱国,镇压学生,所以1919年就在湖南掀起了“驱张(敬尧)运动”。可见全人民有着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掀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布满全国的干柴,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说我是1925年从军校派往苏联的。

    毛泽东问:“1925年你们陕西就有了共产党和红军了吗?”

    我说:还没有党支部,但有了党小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是魏野畴同志。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马列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也传到陕西。1923年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常常带回来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如我见到和读过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浅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沿革》等书,还有一些介绍列宁主义的小册子。记得当时中国把“列宁”译为“李宁”,画的列宁相是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毛泽东微微一笑。

    1924年,我又读到了一些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前途的书和小册子。

    听说上海大学是革命青年聚汇之地,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所以我也想去上大学。于是1925年初,我同樊明初相约同行。但是到渭南以东,恰遇豫西战起(刘镇华的镇嵩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火并),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但西安的学校全都瘫痪,我又回到了家乡韩城县。

    回到家里,家乡的学生也正在闹学潮。县衙、士绅、民团、地主恶霸等联合起来镇压学生。学生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便有学生同我联系,我当然支持他们,并出了些主意。于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便认定我是学生的后台,扬言要对我下手,事实上,差役、民团团防人员已经在暗中行动了。我的父亲得知此消息,便催我快快出走。

    走向何方呢?原来听说过冯玉祥和胡景翼等成立了国民军,比较进步,他们管辖的地盘还颇有民主气氛。于是约了三高教师薛志超一同经山西去河南。

    行至洛阳、郑州、开封等地时,果然这些地方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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