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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我又惊讶了,随口说:“我们家乡人员叫他乳名‘杨九娃子’。”

    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等,我只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在以后的接触中,又有多次较深入的交谈。不过在这初次的会见中,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他已把我的基本情况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会见毛泽东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国革命的洪炉中锻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我心中的话是:“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在此后,我和毛泽东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我们在工作中间休息时,晚饭后在延河岸边散步时,或行军路途中,都是我们“闲聊”的好机会。我们在交谈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从我这里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许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我从他那富于哲理的言谈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启迪。

    我们谈母亲

    虽然在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还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仍要我谈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也愿意毛泽东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愿意听,我就谈。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出身。

    1905年农历5月24日(公历6月30日)我降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过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谈得较多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太贤惠,我太思念她了,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她、谈她。

    母亲出生在韩城西原村一户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时,听大人们这样说: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后来到院中,一阵清香扑鼻,他以香觅踪,发现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开放了,只此一朵!而花开之时,也正是我的母亲降生之时,外祖父正在为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思考着名字,看到玫瑰花仅仅开了一朵,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他默念着“一朵红,一朵红”,忽然灵机一动:“对,女儿何不叫‘一朵’!”这就是我母亲名字的来历。

    母亲自幼生活的那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从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15岁做了媳妇,苦难便伴随着她的终生。

    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最无忧无虑,求学上进之时。可是那时候的女子,十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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