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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见我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通过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层锻炼的机会,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验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于钻营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测毛主席周围的“气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并对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设法把我从边区保安处调到他所管辖的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并告诉毛主席:“师哲已经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么事要找师哲,也很方便。”他还对别人说是他把我介绍给主席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纯属吹牛!

    我刚到枣园不几天,主席就打电话找我,我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到了枣园?我到他面前以后。他来龙去脉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为。由此,对康生的工于钻营,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一、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讲过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在党内也有威信,但有些书生气,对许多原则性问题的态度,有时不够明确。王稼祥相反,对问题态度明朗,是非界线鲜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平时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中央的5位书记都住在枣园时,就请张闻天也注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时也请他参加。整风时,请王稼祥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还请他担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指导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主席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以示重视。不过王稼祥当时表现得对这项工作热不起来,我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大多不吭声,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主席总是请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下属如中宣部部长吴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至于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曾经对遵义会议不理解,顶得很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很注意团结的。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汉,武汉的中共中南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4人。王明阴谋搞第二中央,凯丰坚决抵制了,主席对这一点也是记在心里的。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主席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主席由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也往往表现在对干部的态度上。皖南事迹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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