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名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就要出气；理不合，就要讲理……如此等等。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谈，我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这次同米高扬谈的，也许就包括了他原来想谈的若干问题，只是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
赫鲁晓夫的“万万火急！”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东，忽接中央电，令我速归待命。我将有什么任务已猜到八九分。因为我在山东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东工作的匈牙利几位专家及其家属忧心国事，愁盾苦脸，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惊慌失措。
我赶回北京，得知赫鲁晓夫又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贝利亚事件时，他也来过“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量问题。
1956年5月发生波滋南事件时，周恩来正在波兰访问，帮了一臂之力，解决了问题。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慌了神。
这时，他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了。但他知道我们对他那“老子党”的作风有意见，所以他对我们在此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底。我们立即组织了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赫鲁晓夫自己心虚，怕我们不支持他，怕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中间立场。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团以及代表团的到达，他都没有让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个人驱车到机场迎接我们。为的是便于他先摸底，以争取主动。
我们飞抵莫斯科，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把刘少奇拉上自己的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上另一辆车，他是不管了。他同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谈，我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这次同米高扬谈的，也许就包括了他原来想谈的若干问题，只是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
赫鲁晓夫的“万万火急！”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东，忽接中央电，令我速归待命。我将有什么任务已猜到八九分。因为我在山东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东工作的匈牙利几位专家及其家属忧心国事，愁盾苦脸，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惊慌失措。
我赶回北京，得知赫鲁晓夫又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贝利亚事件时，他也来过“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量问题。
1956年5月发生波滋南事件时，周恩来正在波兰访问，帮了一臂之力，解决了问题。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慌了神。
这时，他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了。但他知道我们对他那“老子党”的作风有意见，所以他对我们在此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底。我们立即组织了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赫鲁晓夫自己心虚，怕我们不支持他，怕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中间立场。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团以及代表团的到达，他都没有让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个人驱车到机场迎接我们。为的是便于他先摸底，以争取主动。
我们飞抵莫斯科，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把刘少奇拉上自己的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上另一辆车，他是不管了。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