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苏联同志的种种胡说，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只要看后来出版的孙平（弗拉季术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可知道，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对牛弹琴”了。
1942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会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川于是斯大林又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郎！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
1942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会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川于是斯大林又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郎！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