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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其次,他听说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去了东北,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最后听到高岗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私下对我说:“西北这么大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为什么要往东北跑?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都要进大城市,只想过好的生活,不想吃苦,这算什么态度?!”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的话简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厂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令人担忧的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佳,我每天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想还是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去了。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拍了电报给斯大林,请派两名医生来。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我到得近前,他叫我暂时不要给斯大林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佯着急于什么?!”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他再没有说什么。

    这时江青出面了。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到了安塞真武洞,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疗养所。去了以后,毛主席又觉得完全脱离了机关,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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