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斗争会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柯庆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群众”就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腹内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场。康生和毛主度、刘少奇就住在会场——中央办公厅上面不远处的一排窑洞。康生听到中央办公厅人声鼎沸，深夜不绝，他来了。他来到大会上讲了话，意思是：抢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允许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态度如何，他玩了这样一个把戏，会散了。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场，我给他收了场。”他的几个“必然转入”也就在此时出笼了。
审查“七大”代表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
审查“七大”代表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