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代论”文章，文章中说：“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的好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民国二十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振，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强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数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志丹在彬县曾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斗争中，逐渐体验到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志丹同志临死时……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袱，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了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白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
“民国二十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振，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强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数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志丹在彬县曾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斗争中，逐渐体验到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志丹同志临死时……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袱，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了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白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