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的作战方针，采取“战备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滚铁式战法，李德以阵地战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湘江战役损失更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撤退出根据地。撤退时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跟大部队走，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力争下，才同意随部队转移，幸于34年10月18日离开根据地。蒋介石的军队没用一枪一弹大摇大摆踏着红军的饿殍，举着青天白日旗帜进驻赤都——瑞金城。我军被几十万敌人，围追堵击，赶出几个省，从南国赶到北国，正是“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觅宝地，落脚求生，东山再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早期红军失败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有关系。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30万人损失到2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当时中共不少领导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赞成毛泽东那一套“农民游击战术”，和毛关系较好的王稼祥也不赞成那种适合农民口胃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满足于农民运动。如果这样，与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区别的所在。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一书中说：在敌人第五次进攻红军时，“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一贯认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他在长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倾幼稚病就在于对中国现状把握失当。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不成熟，怎么能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呢？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哪怕城市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后也会消融在小农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