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着。”还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军事崩溃、财政恐慌、碉堡政策失败，甚至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白军战士走向革命道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中占全国六分之一”，说什么“我们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前面”，“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自吹这是“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估计，说什么“陕甘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对第三次反“围剿”，提出了错误的方针、任务，要红军全线出击，还提出“反对崇拜枪杆的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奇谈怪论。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