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愈回部队接替吴岱峰代理三团长职务，吴岱峰到后方负责办干部学校，培养营、连、排干部；组建了后方医院、服装厂、枪械修理等后勤单位，并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担任领导。刘志丹妻子同桂荣、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高岗对后勤工作明确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打仗是打后勤，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后勤工作好坏是至关命运的大事。

    西北红军在前指的指挥下，打出陕甘、陕北一片红。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于7月初进驻永坪镇，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搬到这里。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且开始实施反“围剿”作战方案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于1935年7月初来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朱理智等带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倾路线“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涛做为助手，当参谋”，下车伊始，乱批乱斗，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陕北、陕甘根据地和二十六军造成危机，铸成严重的错误。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