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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太高太深,隔断了天,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因其改名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才把她从深山里找到。党组织认为,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有人认为:她嫁给穷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种妥协。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革命成功,唤醒了她对“红色小知”的久远梦想。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

    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党校学习2年。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和望眼欲穿的3个孩子,她又志愿回到瑞金。

    毕业于中央党校,可算圆了“红色小知识分子”的梦。从北京,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半支口红,半瓶香水。爱美,这是女性本能,这本能(口红、香水)却给她带来祸事。

    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那一阵,赣州有外援项目,县里也接待外宾,就传染了跳舞的“毛病”。当时,在内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动。

    可是,国际形象十分重要,上级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还要尽量注意仪表。黄长娇身材高挑,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她就涂了口红,搽了香水。

    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许多人经过她身边,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渐渐地,有人私下议论,说她跳舞,还打扮,是典型的“红色小资”。

    “红色小资”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流言蜚语传到黄长娇耳朵里,她警惕起来,知道“红色小资”搞不好会变成“白色小资”,所以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为此,黄长娇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留下了两个故事:

    她40来岁,当了副县长,仍把长她20多岁,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从大山里接出来,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长年劳作,背已有点弯曲,沟沟坎坎的皱纹,布满黝黑的老脸。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闹出不少笑话、传说。对此,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认为:革命者,就是能够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黄长娇还有个弟弟,在赣县老家种田,生活很苦,多次到瑞金探亲。黄长娇当县官,要为其安排个工作,并不是难事。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其弟,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非但是弟弟,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也没有安排工作,到她离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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