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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中共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未得中央的许可,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为此,梁柏台多次写信,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给予办理手续,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

    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提高素质,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国共产党派驻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邓中夏。

    当时,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共产党党证。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周月林见到邓中夏,直截了当,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邓中夏也很干脆,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又叫做东方大学,其时,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

    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还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也在这个班,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由此,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

    中国班里,“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

    国内红军发展到十多万,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种种信息,时时激励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在大趋势面前,第三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那一阵子,国内打仗,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来过几次,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对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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